法律规定，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其中的“事实”要靠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换句话说，法庭只承认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因而，实践中，有“打官司即是打证据”的说法。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同样如此，无论是劳动合同的签订、解除、抑或是员工薪酬的发放、请假及休假，都离不开证据的支撑。

然而，遗憾的是，生活中，仍有不少员工甚至是用人单位缺乏证据意识，以致于在其相应权利遭受侵犯时，乃至被告上法庭时才发现，明明自己有理，却难讨回公道。

日前，东城法院审理了郑女士等10名小区保洁员与北京东方容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间的劳动争议案件。庭审时，关于旷工与否的认定中，郑女士先说自己请的是病假，继而又说其休的“工龄假”（年休假）。经审理，法院认定郑女士等人旷工8天，单位与之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由于被辞退，郑女士索赔33万余元，其中包括11年的加班费23万余元、5年的环卫危害补助等赔偿。其他保洁员也索赔几万、十几万元不等，但因其索赔要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被法院依法驳回。

法官提醒：此案为用人单位及员工都敲响了警钟，用工和工作都必须合法，同时必须保留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一系列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因证据不全，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输官司。

连续8天未上班被辞退保洁员不服诉公司索赔

50岁的郑女士等10人均来自农村，都曾先后在物业公司当过多年的小区保洁员。2012年年底，公司开会宣布，自2013年1月1日开始，公司一个项目部的保洁部门，承包给其他公司。当天包括郑女士在内的15名员工，根据公司安排开始回家待岗等候通知。

2013年1月7日，在家待岗的郑女士等15名员工，接到公司通知，1月10日到距原工作地点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的另一保洁地点工作，继续从事保洁工作。1月10日上午，郑女士等11名员工来到新工作地点，签名报到。新工作地点领导召开会议后，为郑女士等11人安排了宿舍，分配了工具，宣布即日起开始正常工作。然而当日11人中，只有一名男员工留下开始工作，郑女士等10名女工都选择了离开。

8天后，郑女士等10名女工仍未上班。新项目部通知郑女士等10名女工，没有上班的女工如果写出未上班的理由，公司可以按事假或病假处理。但郑女士等10名女工均未说明未到岗的理由，且拒不到岗工作，于是公司以10名女工连续8日旷工严重违反《劳动法》和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以挂号信的方式，于2013年1月24日，向各位女工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郑女士等10名女工被解除劳动合同后，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时郑女士称，她自1992年2月开始在公司上班，先在小区开电梯。那时没有休息日，一周白班，一周夜班，轮流交替。2008年2月以后，任小区保洁员，一周只休息一天。2012年12月31日，公司要求她回家待岗1个月，后因生病给单位写了假条，可单位后来以她旷工8日为由，违法解除了劳动关系，现请求裁决公司支付她1992年2月至2013年2月间的经济补偿金64000元、加班工资239287元；支付未休年假工资5481元、支付2008年至2013年环卫危害补助18250元等，索赔金额共计331200余元。其余9名女工同时也索赔数额均在几万元至十几万不等。

员工诉求被依法驳回未依程序请假属旷工

仲裁机关经审理，因证据不足，驳回了郑女士等人的请求。裁决后，郑女士等人及物业公司不服，起诉至东城法院。案件由东城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法官杨文起独任审理。

其中，在2013年10月8日的一次庭审中，郑女士说：“1月10日我去了新的项目部。但因我身体不适，没有去上班。请假条交了，我手写了一个病假条，天数是7天。”法官问郑女士：“你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假，是病假还是其他假。”这时郑女士又改口说：“是工龄假（年休假）。因为我2012年工龄假没休。”法官接着问：“你何时写的假条，是去单位还是打的电话？”郑女士说：“是事后交的，是16、17日左右去单位交的。”

对于郑女士回答，物业公司代理人称，公司的年休假制度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若休年休假需提前填写申请。同时否认郑女士事后交了假条。在回答法官提问时，郑女士又称“是我儿子在家写的假条，同时告诉法官，她自1月11日至1月17日没上班的原因是”我身体不好‘。“

后经法官实地调查，公司对10名女工的处理，工会主席参加并发表了意见。物业公司解除与郑女士等人的劳动合同的各项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郑女士等10名保洁员旷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物业公司依据《劳动法》和公司规章制度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据此驳回了郑女士等女工索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另外，针对物业公司确实存在未给部分女工缴纳养老、失业保险的情况；部分女工带薪年假未完全休完的情况，依法判决物业公司予以支付相应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