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正月初七,江西省铅山县千余机关干部忙着植树,“植树团拜”成为江西政坛的一大奇景。 (东方IC/图)
编者按:六年前,江西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林绿化工程,耗资数百亿元。江西森林覆盖率原本已是全国第二,但一声令下,植树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政治任务,为应付任务和检查,各地奇招迭出,而从绿化工程中滋生的腐败案也层出不穷。
《江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透露出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存在通道绿化、树种配置、市县考评标准“一刀切”问题。
二是存在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等“好大喜功”问题。
三是存在“租田种树”问题。
四是存在“成活率低”问题。
五是存在虚报年度绿化任务完成面积、虚报工程建设资金投入等“弄虚作假”问题。
“物盛而衰。”江西省某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强(化名)如此感慨。
仅仅在一年前,凭借着耗资巨大的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江西省林业系统尚风光无限。
省委书记亲自主抓、各地一把手亲任组长、安排专项资金、工作实行一票否决……2008年开始,“一大四小”工程在江西雷厉风行地推行。
然而,无声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2014年6月14日,新华社消息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6月25日,苏荣被免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在2007-2013年间,苏曾任江西省委书记。
苏荣涉及的具体案情尚未披露,但他任内主导的“一大四小”工程已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早在2月21日,江西公布了《江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让江西省林业系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租田种树”、“成活率低”……上述通报措辞严厉。通报还披露了招投标问题,资金挪用、套取、违规转包等经济问题。
有关工程的审计仍在进行。江西省审计系统的人士称,“这已是第二次”。此前全省448名审计人员分成112个审计组,进入各县市开展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尚未公布。
纪检部门的调查正同时进行。消息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5月以来,江西省纪委的专案组轮番约谈了江西省林业厅官员,特别是与“一大四小”工程相关的官员。
“现在难免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和所有江西林业系统的官员一样,李强正关注着江西林业的十字路口。
没人敢怠慢的“一号工程”
如今成众矢之的的“一大四小”工程,从一开始它的必要性就充满了争议。
2008年5月8日,江西省提出了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实际上,早在2006年,江西的森林覆盖率就已高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福建。
“一大”是指确保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则分别为: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农村自然村的绿化,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5个月之后,江西召开动员大会,决定用4年时间在全省实施“一大四小”工程。从城市到农村,从高速公路到江河渠道,都制定了绿化目标。其中,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交通干线沿线可视范围内乡村全面绿化,确保“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
一场声势浩大的植树绿化运动随即在江西全省铺开。
工程一开始,江西省林业厅就抽调三百多名干部组成了100个督导组,深入各地督查指导。而公开资料显示,当年江西全省11个设区城市随即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一大四小”领导小组,从市到县到乡镇,层层签订责任状。
2009年农历正月初七,全省2.3万余名党政官员齐上阵,种下了12.7万株树木。从此,“植树团拜”就成了江西政坛初七这一天的“保留节目”。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江西省的“一号工程”。“没有领导敢对此有所懈怠。”李强回忆说,他所在的县领导曾“怠慢”过,但很快该县在考核中拿到了黄牌。按照考核办法,全省进行排名,最后的三名“差等生”要书面检讨。未完成年度任务的县市,取消当年各项评先评优资格,暂停国家和省级所有林业项目审批。
事后县委书记痛骂该县林业系统。后来,“每次检查组来,都让他们吃好住好,从此再没拿到黄牌。”
已于2014年3月落马、曾分管“一大四小”工程的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两年前就曾在江西全省“一大四小”工程建设现场会上,对“差等生”如南昌等城市直接点名。
“干得好,就会直接提拔任用。”江西省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西一位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成绩优异,很快从副厅提拔成正厅。当时主导“一大四小”工程的省林业厅长更是升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成为江西省罕见的从林业厅长直接升任副部级干部的官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被中央巡视组批评为“脱离实际”的绿化工程几乎遍地开花。“那段时间几乎都是数字的大跃进,几乎每个县都是百分之一百多地超额完成任务。”抚州市林业系统的一位官员说。
按最初测算,“一大四小”工程总投资为约120亿元。但据江西2012年《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在工程后期,光2012年一年,“全省投入造林绿化资金近110亿元”。最新的公开报道显示,“一大四小”工程的投入数字,已达到225亿元。
曾被夸奖为“全省样板”的鄱阳县或许可见一斑。官方资料显示,2008-2012年四年间,鄱阳县造林总面积在全省列前三,总投资达8.77亿元。然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鄱阳县2010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4.1亿元。
当年受到表扬的这些地方,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之后,在江西省委的通报里,业已被总结为“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
2014年6月24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江西省林业厅要求采访,但未果。
植树奇招
据江西林业系统的多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大四小”工程实施的近6年来,江西各地不乏荒诞剧发生。
“租田种树”一直是这一工程的敏感话题。2014年6月24日,一位退休的农业厅副厅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西六分山,三分田,一分水,领导要求绿化达到63%,六分山种满了,还有3%就只能种在耕地和水里了。”
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国土部门察觉一些地方占用农田种树,但形成一份调研报告上报之后,杳无音讯。“很多荒山不栽树绿化,却占用水田菜地,占用基本农田(来种树)。”李强批评说。农民不乐意,政府只好补偿:“旱地每年每亩300元,水田400元”。以李强所在县为例,当时每年租地费用就达一百多万元。
而“砍掉大树种新树”的情况,早在2010年就曾遭到媒体关注。
在九江市下辖的瑞昌市,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条进城路上曾遍植高大的法国梧桐。但两年之内,它就遭遇了两次砍树风波:以修路的名义,先是挪走梧桐,换上香樟等树种;不满一年又拔掉重种。上述人士称,新树因此纷纷枯死,但案牍数字依然靓丽,算入“一大四小”绿化成绩。
为了完成任务,各种怪招层出不穷。
瑞昌市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西省内一家高速公路公司老总曾对其抱怨,由于道路狭窄、树木不多,但为了迎接省里领导的突击检查,他不得不连夜找人在高速公路两旁的柏油地面上铺上泥土,插上树苗。
而在另一条高速公路上,上述人士也曾亲眼见到,为了防止树木倒伏,公路业主方专门砌了一堵矮墙保护,用混凝土固定树木。
按照林业部门的惯例,植树主要季节在3、4月份。但上级经常搞突击,最终让地方植树变成了不分季节和白天黑夜的运动。
“8、9月份,气温都到三十多度了,你还能看到路边植树。”李强表示,夜晚摸黑在公路两侧抢栽树苗,则成了江西多地的奇景。
江西省多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忍受不了“瞎折腾”,此前九江市林业局一位副局长,曾匿名群发短信,痛骂林业厅领导,遭到调查。虽然最后他没有被免职,但却被免去了一切分管任务。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联系这位官员采访,但遭到拒绝。
江西盛产苗木,却舍近求远从外省大量调进苗木,这也是江西林业系统官员普遍诟病的另一个问题。“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要尽可能缩短苗木运输时间,尽量在本地采集。”南昌市的一名苗木从业者说。以2008年全省大规模种植的杨树项目为例,当时约3亿元苗木全由省林业厅委托公司到外省采购。要求匿名的一位林业系统官员说,苗木经过统一收集、长途运输,发到各地手里时,已有十余天。
虽然这批树木即到即种,但成活率依然极低。“在我们县,有的乡镇甚至不到10%。”上述匿名官员称。由于过于干枯,许多苗木已根本无法种植,直接丢在路边,成了农民的柴火。而一位此前在九江从事过苗木生意的人士说,那段时间他们都不用进货,“直接从路边拉就行”。
“3亿多元的苗木钱,就这样白白打了水漂。”一位临近退休的林业老干部摇头说。
工程里的腐败案
为了应对检查而紧急施工,一些地方政府趁机抛弃正常的招投标程序。“这为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2014年3月,抚州中院终审判决的原金溪县副县长徐俊受贿案可见一斑。
判决书显示,2010年12月底,江西省领导准备前往金溪巡查。当时金溪的高速公路刚开通,高速连接线尚未绿化。
“当时时间只剩下四五天。”工程承包方杜华秀的证言显示,“栽种的杨梅树基本都死了,很快就不得不补种。补种价格更高的桂花树。”次年又有省领导检查,徐俊直接将工程交给杜华秀夫妇,再度对高速出口连接线绿化进行提升。
这为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杜华秀的证言证实,因为时间紧,招标程序、合同签订都是到工程完工后才补办,最后县政府不得不变通采取邀标方式——徐俊最终受贿6万元。
这仅是冰山一角。判决书还显示,当时金溪县准备启动约689万元的绿化工程,商人陈建明为了排除竞争对手,请徐俊设置了特别指向陈建明所在公司的额外要求,最终陈建明获此项目,获得500万元工程款。而徐俊得到5万元回报。
“一大四小”巨大工程背后的利益,让腐败成为公开的秘密。
业已出狱的永修县原林业局局长凌宗亮受贿案是另一个案例。一位九江市林业系统官员回忆,据当时通报,为了增加项目,凌曾在种植树木后,以没有整地为由,将树拔掉,花了50万元重新整地,并从中获得利益。
在南昌青山湖区塘山镇,镇长熊孟一次性受贿35万元,仅仅是因为帮人承接了该镇一处植树造林工程。
江西省委曾向中央巡视组自承,“一大四小”工程虚报年度绿化任务完成面积、虚报工程建设资金投入等“弄虚作假”、套取专项资金的问题亦十分普遍。
林木成活率亦可能成为官员寻租的工具。一位江西林业系统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考核办法,根据年度林木成活率检查情况,政府会根据考核给予承包方适当补助。“一些官员因此利用其负责设计、验收工作的职权,寻租早已不是秘密。”
“不尊重科学的大跃进”
受访的多名林业官员看来,“一大四小”工程是“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科学的大跃进”。
以早期规定的树种杨树为例。“杨树喜欢阴冷的天气,喜欢干燥。它到南方容易生虫。像我们江西,动不动就下雨,动不动又这么热,杨树一遇高温就容易生虫,成片成片地死。”
杨树的优点是速生,但它也是最容易被病虫害侵染的树种之一。在江西,害虫天牛的泛滥,早就是林业系统公开的秘密。如在新建县,该县林业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5-8月,全县杨树天牛发生面积已超过了栽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早有前车之鉴。赣州市林业系统的一位干部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赣州市通道绿化基本上以白杨树为主,由于树种单一,病虫害增多,已严重影响赣州市通道绿化效果。
“一般绿化选用常绿树种,四季常绿、树冠高大、生长稳定、绿化效果较佳。”江西省林业系统的一位老干部说,但杨树为落叶树种,在秋天为落叶季节,一到冬天,树叶落尽,给人一种阴冷感觉。“这就是个面子工程。”
除了树种,“施工质量要求不严,或缺乏现场技术指导,不能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也成了林业干部们指责的普遍问题。
“一大四小”工程的用地多在主要公路和城镇街道两旁、城市建筑空白地,这些用地或土质较差,沙石太多,缺少营养。植树时本该有针对性措施,例如原来是建筑工地的,应更换土壤。“我们经常讲施工时苗木要打浆,施用生根粉,填土时要填上层表土,拣净土中的杂物。”上述老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一大四小”工程大多是应付临时检查,这些措施并没有做。他甚至发现,很多地方填的竟是基建垃圾,石灰、水泥、沥青渣和砾石砖瓦。
应付检查之后,大多工程就匆匆验收,合格之后,再无人管理。树木自生自灭的后果,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在领导第一次检查后死掉的树木,第二次检查之前拔掉补种。江西某县林业局的一位副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接到通知连夜布置补种这样的事,他曾亲历多次。
风暴过后,等待纠偏
“‘一大四小’工程搞绿化本来是好事,但现在好事变成了坏事。”江西林业系统的一名干部称,“一大四小搞了几年以后,我们整个林业实际上是倒退了。”
“事实上,省里已经认识到错误,只是之前不好公开彻底否认。”李强注意到原副省长姚木根2013年底在全省“森林城乡、绿色通道”会议上的讲话,姚悄悄转变了方向,提出“林业工作的重心要从山下向山上转移”。
李强说,在会上,这位副省长再没有提到“一大四小”工程和平原种树的字眼,而是不断强调,“林业工作的重心是林区,对象是林农,本质是绿化,重点是山上”。
而此时,原有的“一大四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已悄悄撤销,部分遗留的工作已被另一个更少政治意味的“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所接任。
上山并不意味着形势好转,上述林业系统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山上缺乏管理,成材率低,江西省的林业经济效益正陷入了这几年最差的时刻。
“我省当前的营造林现状确实不容乐观,令人担忧,再不引起足够重视,我省良好的生态环境将逐步丧失。”新任江西省林业厅长阎钢军在2013年度全省营造林工作会议上证实了这一点,“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了佐证,阎钢军罗列了一组数据说明:全省活立木人均蓄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针叶林、阔叶林比例严重失衡,森林生态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等等。“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远看青山在,近看无用材。”阎钢军如此形容。
“如还守着63.1%的森林覆盖率唱赞歌,沾沾自喜,总有一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2014年1月27日,阎钢军在全省林业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
编后语
人们往往关注打“老虎”还是“苍蝇”。但除了权钱交易,官员因“乱作为”或“不作为”,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危害。本期头版和2版两个案例所揭示的,恰好是权力不依法正确行使的两种极端现象。
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的江西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历时4载、耗资数百亿元。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权力失去约束导致“乱作为”现象——因为有“一号工程”的加持,这场“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科学的大跃进”得以强力推进。不仅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还为腐败大行其道留下了巨大空间。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廉洁也救不了他”。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只掌权、不负责导致“不作为”现象——由于童名谦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的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大面积的严重贿选发生,令人大制度和国法尊严蒙羞。
《人民日报》曾援引一位中央领导的话批评官员不作为现象:“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不逾越权力边界,都是为官的最基本要求;不仅关乎作风问题,更是法定义务。应当树立权责对等的权力观,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强化权力的内外监督。(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