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从大部分腐败案例中可以发现，官商之间过从甚密，其背后是畸形政商生态下形成的利益交换与利益同盟。经济新常态下，改革正快马加鞭。重构政商关系新生态，亟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速简政放权，通过法治手段推动官员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畸形政商关系的主要矛盾在哪儿

“最小的官都比最大的企业家神气，这就是中国政商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最近表示，在政商关系这对矛盾中，要看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官员是主要矛盾。政府掌握了大量权力，资源分配权力和审批权，所以长期以来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企业家就跟着官员屁股后面转。”

十八大以来，中央高调密集反腐，一些腐败案件暴露出相当一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如2014年，山西省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许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认为，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政府的手还是太长了。”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诒川深有感触地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市场挂牌招标。“其实潜规则都定了，如果不进入领导的视线，不进入他们的圈子，中标是很难的。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实际上他们会想各种方法把你排除掉。”

邢诒川透露，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每个环节设计都是给圈子里的竞标单位提供机会和条件，甚至“量身订制”，把一部分人淘汰掉。最糟糕的是“围标”，私下将三四个公司由一个人控制，任何一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只有一个，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反腐高压下政商关系又走偏?

当前，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官员和商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走偏甚至走极端的苗头开始显露。

一是政商“圈子意识”更为谨慎，利益交换更为隐蔽。海南省一位副市长说，现在项目能否顺利落地，关键还看项目负责人是否进了领导的圈子。反腐虽然对官场的“圈子文化”“山头主义”有极大震慑作用，但这种文化太根深蒂固。如果项目负责人没有过硬的背景，项目很难落地，地方干部也不愿意与不知道根底的商人打交道。

例如，海南医疗卫生领域48名干部贪腐，办案人员查处一个院长带出一批老板，查处一个老板又带出一批医务人员。海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原处长黄更荣、计财处原调研员陈长琨的贪腐案中，一些商人进入了他们的“利益圈”，因此，在医疗采购中，提前告知供应商采购项目的预算价格、参数指标，收取商业回扣动辄数十万元。

二是政商关系变成了“背对着背”，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搞“软拒绝”。一些企业家透露，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庸政懒政怠政现象抬头甚至蔓延。

邢诒川、董明珠等企业家称，官员在反腐高压下和企业接触逐渐减少，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当前出现的一个怪象是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成为一些官员应对商人的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分析，2014年，国家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反映出一些干部开始走极端，尤其是在基层，行政不作为的情况屡屡发生。

三是部分民营企业出现向国外转移资本，对国内营商环境产生失望情绪。《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应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民营企业“走出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市场监管的手伸得太长，让企业迫不得已走出去，就违背了资本输出的初衷。这对于新常态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是极为不利的。

交往有道，道在何方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必须加快简政放权、加强依法行政，用制度规范约束权力，让政府和企业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一是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最大限度简政放权。“必须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龙永图认为，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不能让企业像乞丐一样从政府官员手上讨权力。

苏宁电器副董事长孙为民认为，政府扮演的角色应是“修路人”，让企业在路上“跑车”，好比发展电商，必须按照行业规律来维持市场秩序，“否则，市场按江湖规则办事，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二是用制度规范约束权力，厘清权力边界，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根源。冠捷科技董事长宣建生认为，要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经营边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三是企业主动创新，摆脱畸形心态。全面推进万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自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邢诒川也认为，企业家只有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企业管理和创新上，而不是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上，才能促进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半月谈记者 傅勇涛 周慧敏)(财经上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