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督查事项”栏目对其中的44件信访事项督查情况进行了公开。另外4件中，有3件按照法定途径分类处理工作要求已导入或正在导入司法途径，1件因责任主体相同作并案处理。

此外，督查还首次邀请所到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全程参加。

“他们要毁我们的树，说要建厂，还把我爸我妈从窑洞里拖了出来。我们打110，没有人管，后来电话（信号）就停了半个小时。那边那个老头也参与了。我爸妈跪在地上求他们，村长不答应。”5月17日，山西省河津市城区街道办会议室里，信访人杨晓泽向中央信访督查组讲述2003年因征地与村干部发生冲突的事件。

坐在他对面的是中央信访督查组第一组的副组长聂明慧。聂明慧问在场的河津干部：“110有没有接到报警？”一名干部答道：“过去10年了，人都换了，不好查啊。”聂明慧立即说：“接警记录不可以查吗？”坐在一旁的河津市委书记胡宝显得有些紧张。

这是发生在今年5月17日中央信访督查组在山西统筹实地督查信访案件的一幕。

山西官员压力大督查组“不妥协”

5月14日晚，赴山西督查组第二组成员在襄垣县会议室给当地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反馈当天信访案件的督查意见。陪同督查组到襄垣的长治市委秘书长就向督查组成员介绍：“襄垣的县委书记被带走调查了，这是组织刚刚考察的县长张志刚同志。”

按照督查程序，督查组每到一地实地督查信访案件需要完成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走访信访人、约谈相关单位人员、向当地党委政府反馈意见6个规定动作。而向当地党委政府反馈意见需要地方党政一把手到会。

张志刚一落座便解释说：“目前是我们襄垣比较困难的时期，连续两任县委书记被带走，两任县长接受调查。”张志刚所说的“困难”不仅发生在襄垣。当时山西“塌方式”腐败造成大量缺官，仅省管干部就有311人空缺，而腐败的重灾区吕梁等地都在此次督查的范围之内。

时值特殊时期，中央又派出了由国土部、住建部、国家信访局派员参加的督查组，专门督查征地等敏感的信访案件。在5月13日督查组刚到太原的当晚，督查组组长、国家信访局投诉办副主任刘希洪想到了山西的压力，对在场的官员说：“我们很理解山西现在的形势，请大家不要有压力，我们是来督查案件，化解矛盾的。”

被邀请参加督查的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地税局副局长李晋峰说：“各级干部压力都大，我也有压力。我本来以为可以轻松一点。”刘希洪接过话说：“还是不能太轻松，对于原则上的问题，涉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决不妥协。”

6个督查组行前统一接受培训

由于此次督查涉及征地等事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根据国家信访局的统一部署，6个督查组在行前统一在国家信访局参加培训，由国土部门的专家进行政策辅导。督查组不仅有备而来，在实地督查中，也发现了不少地方违法违规用地的问题。

5月16日，督查组一行来到晋城市陵川县。陵川县西河底镇南沟村村民王雪雷向国家信访局反映，县里引资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租用了他家的3亩玉米地，后来未履行手续变租为征，成为永久征地。

“这个项目一共用地150亩，并且占用农田，这样的用地规模是需要省政府批文的。你们有批文吗？”督查组成员、国家土地总督查室干部张岩问道。陵川县国土局长回答说：“我们已经报给省里了，现在还没批。”“这是未批先征啊！”张岩说道。

在当晚的反馈会上，被邀请参加督查的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副主委张红健对陵川县委书记说：“我们看了秸秆项目，很好。好的项目上马，也要依法办好手续，要尊重法律，不能有法不依。”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参与信访督查是此次督查的新特点。张红健对记者说：“我们基层的干部想方设法发展经济，陵川这个地方欠发达，发展压力大，在用地上可能存在轻视法律程序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不依法行政的理由。”

张红健跟随督查组一行，不仅当着普法宣传员，还主动参与做群众的疏导工作。当她得知王雪雷家有70多岁的老母，自己还在长治市的煤窑里打工，为了接受督查组的会见请了假回陵川时，张红健询问他的收入多少，还说：“我帮你打听打听，秸秆项目占了你们的地，可不可以在家给你找个工作，照顾老母亲也近。”

王雪雷临走时握着张红健的手，情绪有些激动地说：“感谢你们关心我们的生活，希望真的能解决我的问题。”

督查组约谈信访人不暴露身份

除了首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督查，此次督查与今年前两次督查有所不同的还体现在督查组会见信访人的工作方式上。记者跟随的山西督查组在约见信访人时都没有暴露自己的“中央”身份，并且考虑到说话口音的问题，与信访人的交谈都由山西当地官员进行，督查组成员则在一旁协助提问。

据悉，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批示指出，坚持依靠基层依法依规协调和处理群众诉求。刘希洪认为，信访问题最终的化解还在基层，督查组要理解、支持、指导基层的工作。

督查组副组长、江西省信访局副巡视员聂明慧是国家信访局从地方抽调来的督查成员，他于今年3月刚刚在江西接待过今年的第二轮信访督查。他告诉记者：“不暴露身份一来是不给地方增加压力；另一方面，暴露‘中央’身份也容易激发信访人过高的不合理诉求，甚至引起越级进京上访的社会反应。”

在由聂明慧带队的山西组第二组的督查过程中，督查组还特别注意保护地方干部的权威。在情况比较复杂、性质较为严重的案件反馈时，督查组通常要开两次反馈会，一个是程序上的向地方所有相关部门的反馈，另一个则是把党政一把手单独留下。

聂明慧说：“小范围里，我们可以把话说得重一点。这样，既指出了问题，又不伤害地方干部的形象。”

发生在12年前河津市村干部因强征土地与村民杨晓泽一家人产生冲突的事件，经督查组调查，补偿协商未果而强征土地属实，相关企业非法占用土地侵害了农民利益。这些问题，在督查反馈中，督查组都向当地党政一把手明确指出。

同时，据督查组调查，杨晓泽的征地补偿实际已经完成。但其父亲去世后，母亲柴凤英一直在向国家信访部门投诉。“我们要分析群众为什么还在上访。我们跟人家发生了冲突，伤害了人家，人家有心结。十多年过去了，干部换了，但出了问题，还要承担。你们去给他道个歉，关键是把心结解开。”聂明慧在反馈会上建议。

信访工作人员错录信息被处理

与今年第二轮督查一样，此次督查仍然从信访案件的实体和信访办案程序两方面进行督查。记者在山西督查组给8个案件的反馈报告上，都能看到程序上纠正整改的意见。

襄垣县北底乡村民王波恩反映他购买的新农村住宅出现裂缝，要求村里重修并补偿其损失的信访案件中，督查组成员、国家信访局投诉办三处副处长邓勇拿着一份当地信访局的“答复意见书”询问道：“你们写着信访人4月15日准备到北京上访，而县里面的答复落款时间也是4月15日，信访人没到北京你们就答复了？”

据记者了解，按照国家信访局统一部署，此次督查要求各地在督查组离开后2天内向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整改方案，并于督查组离开山西前汇总所有案件的整改方案。

刘希洪表示：“我们的目的一方面是督查个案，另一方面是通过一个案件举一反三，督促地方进行一类案件的解决，最终推动大量信访积案案结事了。”据悉，襄垣县在督查组督查完的当天便召开了县委常委会，提出化解积案，目前已开列了800多个要结的案件。

此次督查，除了要求地方提出整改、中央跟踪落实之外，还提出要加大问责力度。今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曾说，有的督查意见提出了一段时间，但问题仍没有解决，需要继续推动。督查工作不仅要推动问题解决，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对不作为、乱作为，引发信访问题的要坚决问责。

记者从山西河津市了解到，因两次将柴凤英投诉事项办理意见错误录入系统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已经得到处理，成为督查组督查山西后首个问责的案件。

■ 对话

中央信访督查组成员，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副主委张红健：

督查十年积案 中央下了决心

作为此次中央信访督查组的地方成员，来自山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张红健在会见信访人时做了大量疏导工作，参与化解了多起信访积案；在对地方党委政府的反馈会上，她现场对县委书记直言“尊重法律”。另一方面，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民主党派的地方领导，张红健也在督查全程对督查组的工作进行监督。

接到任务时，张红健有点紧张。她坦言从未参与过信访工作，更谈不上指导。经过近十天的督查，张红健收获颇多。她表示，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化解这对矛盾需要耐心倾听百姓的声音。她说：“干部心中如果没有老百姓，就听不进人民的诉求。”

1 【谈督查组】

“以前要收土特产，现在风气好了”

新京报：你之前没有做过信访工作，参加这次信访督查有什么感受？

张红健：这是中央督查组第一次邀请人大代表参与督查，刚通知到我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没有信访工作的经验，担心不能发挥作用。这十天下来，见了许多信访群众和基层干部，对基层的情况更了解了。

通过这次督查给我两方面比较深的感受。像柴凤英的案子，都是2003年的事了，这次中央把它列入督查范围，说明是下了决心要解决信访积案，这是不回避老百姓的困难，不回避过去的问题。其次，督查组既督查案件本身，又督查办理过程，体现出政府的依法行政，法治观念更强了。

新京报：你既参与督查，又要作为人大代表监督督查组，你对督查组的工作怎么评价？

张红健：最深的印象就是风气好了。你要知道，以前我们下一次基层，下了车先吃一顿；临走时，还要收很多地方送的土特产。现在你看，到哪都吃自助餐，也不接受赠送了。我们每天都要完成听汇报、查资料、实地查看、走访信访人、约谈地方干部和开反馈会这六个环节，行程很满，大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面包车里拿着手机拍窗外的风景。

风清气正很重要，你说你跟人家喝了酒，收了人家的东西，你还怎么给人家指出问题？现在风气好了，干部的心思也慢慢地变纯正了。

2 【谈人大代表履职】

“出现雷人提案因代表远离基层”

新京报：你觉得督查组为什么会邀请人大代表参加督查？

张红健：涉及一府两院的工作，人大代表都有权参加。人大代表一方面是通过开会讨论表决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就是在闭会期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这一次中央信访督查组邀请人大代表是个好事，未来，我认为政府有别的工作都应该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参加。

政府要依法行政，尤其是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对地方进行督查的时候，有人大代表在场，整个过程就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严谨。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多跟人大代表，尤其是基层人大代表沟通，也会有不一样的解决思路。

新京报：作为人大代表，这次督查你有什么收获？

张红健：最大的收获就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定要深入基层。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代表，到基层去，到事件的真相中去调研。你看我们这一次督查，如果不见信访人、不实地走访，只听地方政府的报告，就发现不了问题。见了信访人，还要查看基层的资料，两边都要看，督查才出效果。

作为人大代表，尤其要深入基层，不然你就不可能发现问题，也就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提案来。前几年我们总能看到“两会”上出现一些雷人的提案和议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代表委员远离基层。

3 【谈督查效果】

“督查组是来帮忙的不是添乱的”

新京报：山西前段时间被查出了塌方式腐败，一些地方缺官补官。你觉得这次督查组是不是给山西带来了压力？

张红健：压力是有。督查组决定下来的前一周，我接到省人大转来的省委的通知，要我参加督查工作。那时候我们省信访局还是很紧张的，连夜召集我们开会。到了各地去，地方官员也紧张，怕督查组翻旧账。

但是我同时也认为，有压力也是一件好事。过去山西的经济发展快，必然会累积一些社会矛盾。现在我们要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去夸大问题，故意制造压力，不是为了揭锅盖而揭锅盖，只要上下的官员都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为了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有压力是好事。不光是山西，所有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还是有点压力好。

新京报：你觉得通过督查，这种压力能达到促进解决老百姓问题的作用？

张红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的。督查组来了，表明了不回避过去问题的态度。对每一个案子，地方上也拿出了整改方案，这本身就是压力传导带来的。这是督查应该产生的作用。

另一方面，督查组这次直接解决了许多案件，化解了一批矛盾，在地方干部眼里，他们就会感受到中央督查组是来给他们帮忙的，而不是来添乱的。感受到这种信任，也正是将压力转换成工作的动力。最后省委政法委书记也对督查组表示感谢，这就说明压力是有用的。

新京报：中央信访督查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红健：这次内容设定得很好，规定了要查案件的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督查组的成员配置也很合理。我们主要查土地问题，中央有国土部、住建部的同志，省里面陪同的也有这些部门的人。

我觉得通过这次督查，对我们山西而言，或者说对督查组所到的所有省市而言，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就是通过对一个案子的督查带动一批类似案子的解决。5月14日在襄垣，督查当天县里就开了会，开列了800多个要结的积案。第二个就是通过督查，指导规范地方信访工作，督查组成员给地方干部做了一次群众工作的示范，这个意义更大。新京报记者 吴为

事实+

征地拆迁成基层官员牟利工具

近年来，基层官员“小官巨贪”的现象已不鲜见。尤其是对掌握着集体土地大权的村镇干部来说，靠山吃山，靠地吃地，征地拆迁已成其最简单直接、来钱最快的牟利工具。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土地流转在各地推进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村镇干部坐地生财、借地发财、靠拆敛财，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举例来说，广州市政法机关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由郊区发展而来的广州市白云区，近4年来已有101名基层村干部因为贪污腐败落马，多数涉及征地拆迁、为违法建筑充当保护伞；据江苏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统计，2009年至2012年查办的基层村干部案件中，七成多涉及征地拆迁领域。

一些腐败村镇干部对上隐瞒，对下欺骗，一边侵占政府的各类补偿、惠农资金，一边收受开发商的贿赂，一边还以各种借口伸手向农民索贿，从政府、企业、农民三头获利，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已成为社会毒瘤。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土地日益升值，而许多乡村村务公开流于形式，财务管理混乱，为村官贪腐提供了便利。（腾讯新闻综合人民日报、财新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