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2岁的贾相军比聂树斌大一岁。同样被指是强奸杀人案作案者，聂案正经历复查，贾仍在为阅卷努力。

1991年5月20日，山东聊城，一女子失踪，3天后被发现尸首。警方在一个月后认定贾相军为强奸杀人嫌犯，之后聊城中院判处其死缓。没被枪毙，是因为他案发时尚未满18岁。入狱后，贾相军拒不悔罪，咬破手指写血书申诉。2010年12月21日，他刑满获释，头等大事是去照相馆，昂起头，把当年审讯时磕坏的门牙及下巴的印记拍成照片。

虽疑点重重，贾相军父子申诉20余载，手中却无卷宗。聊城中院一名法官透露，早在20年前，中院法官复查此案时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按疑罪从无宣判无罪，但领导不同意翻案。贾案卷宗目前尘封在正办理聂树斌案复查的山东高院，从去年12月至今，贾相军代理律师周泽和杨学林的阅卷申请一直未获同意。

少年犯

4月17日正午12时，聊城东昌府区宋邢村东北角，一处麦田内烟花升空，爆竹炸响。

这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九，也是村民念玉环逝世1周年忌日。这片麦田，正是她生前劳作身后埋首之地。在一个没有墓碑的小土堆前，纸房子、摇钱树和纸钱徐徐燃烧，化为灰烬。吊唁的人们陆续散去，贾相军还伏地跪了半晌。

念玉环病逝时64岁，死因是肝硬化，但此前已有20多年精神病史。她是被贴上强奸犯母亲的标签后，精神失常的。

在村民印象中，贾家1991年出事前家境殷实。贾相军的父亲贾庆瑞是村会计，搞种植，是附近知名的“黄瓜大王”。念玉环温和老实，勤俭持家，一个人能打理7亩棉花地。两人膝下三子，贾相军是老二。

1991年6月23日，17岁的贾相军接到发小贾庆才转告：市公安局保卫科传讯，让他去一趟。从1991年初起，贾相军在市里跟舅舅贩烟，时常住贾庆才打工处，后者负责看管市家电公司仓库。

此前1个月，聊城发生一起轰动全城的命案。5月23日下午，聊城市柳园办事处龙湾村北40米处、京杭运河西侧的养鱼池里，发现一具女尸和一辆有车号的女式自行车。警方后来将此事和3天前的失踪案对上号：5月20日夜，住在龙湾村的张华敏（化名）失踪，下落不明。

贾相军认识张。张失踪前，是水上餐厅的服务员，1991年1月，她和贾同在隆昌贸易楼，同事不足一个月。

贾庆才已被传讯过。他问贾相军：干坏事了吗？贾相军说：没有。贾庆才说：你要真干了，你就跑。贾相军说：你不相信我，我真没干过。

6月24日，贾相军去了市公安局，一去不回。没多久，警方就到贾家搜查。

贾庆瑞夫妇以为，老二老实本分，不可能干坏事，很快会回家，但变故超出他们预料。6月27日，贾相军被刑拘，7月23日被正式逮捕。

10月22日上午，聊城中院审理此案，庭审依法不公开。贾相军回忆，庭审只有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哭，法官问话时我也哭，不敢说人不是我强奸杀害的。”当时有两个律师出庭，其中一个是贾父聘请的，“律师在庭上拿着一张纸念，说我未成年，希望量刑时予以考虑。”

庭审很快结束，合议庭当庭宣判。这份全文不到700字的判决书，认定贾相军对张华敏实施强奸，致张窒息死亡，贾“构成强奸罪，且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本应严惩，但视其作案时不满十八岁，应依法从轻处罚”，决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贾相军说，法警押着他走到法院大门外，书记员追过来，隔着十多米问“上不上诉”。“我开始没回答。法警提醒，现在够年龄（指满18岁）了，上诉会判死刑，等书记员走到跟前，我便回答不上诉。随后，他拿出庭审笔录，让我签字按手印。”

同年11月9日，山东高院下达刑事裁定书，核准中院一审判决。

贾相军三弟说，一审判决下来不久，母亲念玉环就疯了，整日在家呓语：“我儿子没做这样的事！”

“智破疑案”

贾相军对京华时报记者称，他并非凶手，是办案警察毒打逼他才招供的，警察还威胁不许翻供，因此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他不敢翻供。因年幼，他甚至分不清检察官与警察的区别，也搞不懂律师是干吗的。

贾相军清楚记得，1991年8月的一天，他被押上一辆警用三轮，胸前挂着“强奸杀人犯”纸牌，绕着聊城城区转了一圈。一同游街的，有“盗窃犯”等其他十余人。当时，贾相军差两个月满18周岁，此案也未公诉。但在聊城电视台的新闻上，贾家人看到了他游街示众的画面。

贾相军是在案发一个月后被抓的，招供之后有长篇通讯见报。

1991年8月15日，《聊城日报》第三版刊登一篇约3000字的通讯，题为《智破疑案壮我警威——聊城市5·20重大强奸杀人案侦破纪实》（下称《智破疑案》），全文分6个小标题，介绍了警方破案过程。

据《智破疑案》，5月23日下午发现女尸后，地市两级刑侦技术人员和法医火速到场，进行尸体检验和勘察现场。

“死者身高1.56米，上穿黑色夹克衫，下穿牛仔裤，右手小指戴一金色戒指，披肩长发，面部呈‘巨人观’，颈部喉结有两处皮下红色瘀血，全身表皮脱落，处女膜破裂。法医和刑侦技术人员分析断定，这是一起由死者熟人作案的重大强奸杀人沉尸案。”

“一时间，城区沸沸扬扬……严峻的现实摆在了干警们的面前，在线索和证据极少的情况下，打开此案的突破口，难于上青天……在张华敏周围的熟人中，120名调查对象、40名重点人物、十几名嫌疑分子，都因作案条件、时间等因素，逐一被排除了。”

一个月后，贾相军进入警方视野。“6月23日，干警陈永华、王永刚在龙湾村调查时，一群众反映：本市念窑村念××的外甥贾相军曾结识了一位操东北口音的姑娘，疑点聚焦在贾相军身上……调查中了解到贾相军离开贸易楼时，接替他工作的正是1月20日来聊的张华敏。同时还了解到，贾追求过张。贾的一位远房姨就住在龙湾村。贾相军身上的疑点越来越集中，这好似一缕晨曦拨亮了罩在干警心头的浓雾。”

“6月24日，第一次传讯贾相军。贾对几次给张写求爱信、追求张华敏及多次尾随纠缠供认不讳，但拒不承认杀张华敏，并一口咬定案发的那天晚上与他人一起睡在市家电公司仓库里……”

“6月27日，贾相军被刑事拘留。审讯中，贾仍咬定5月20日晚与贾××、马××一起睡觉。而贾××、马××则态度坚决地否认了这一说法。”此处，贾××即为贾庆才，马××为马浩勤。

“经地市公安机关研究，再次加大了力量，公安处刑警大队队长李炳和、市公安局副局长傅强、刘凤金及10余名干警吃住在看守所，拉开攻坚战的序幕。”

“审讯又持续了7天。幼稚但狡猾的贾相军仍咬定5月20日与贾××、马××在一起，据贾××回忆，20日晚，家电公司司机李××去东阿销货，回库房卸剩下的37台电扇（当时贾××不在），是马××、贾××（贾××的哥哥）帮着卸的货，且有退货单据和贾××出具的收货条为证。当晚他们四人住在一起。询问另三人口供一致，贾相军5月20日晚没有与他们在一起。”

“7月5日，再次提审贾相军，几番较量之后，干警们量（注：原文中的错别字）出了家电仓库收货条和退货单的影印件……他低下了头，哭着说：‘我把张华敏整死了。’接着交待了犯罪过程。”

时间迷局

1991年12月3日，贾相军由看守所转入聊城劳改队（后改称聊城监狱）。1992年1月25日，一个狱友将其收藏的刊有《智破疑案》的报纸递给他。“我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贾相军说。

贾相军的说法与《智破疑案》所述出入很大。

《智破疑案》称，贾曾追求过张，贾称，他没有明确的追求念头，且在案发前的4月，由家长出面，他和一位肖姓姑娘定了亲。

《智破疑案》称，贾多次求爱均遭张婉言拒绝。贾称，他与张同事期间，一名梁姓男子怂恿他追张，还写了一张纸让他交给张，“我没细看，只记得梁写的落款是我的名字，我当时懵懂，把信给了张。张回了一张纸条，说不合适。纸条我遗失了。我自己一次都没写过求爱信。”

《智破疑案》称：“5月20日早8点，贾相军到孙××家催要烟款，碰到了去水上餐厅上班的张华敏。两人聊了一会儿，得知张下班很晚，走夜路十分害怕，贾相军提出晚上送张回家，张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埋下了断送青春生命的祸根。”贾称，2月份离开隆昌贸易楼后，他两次在路上遇到过张，但3月份后，再没见过她。

《智破疑案》称：5月20日晚9点钟，贾相军来到约定的地点新街口等张。“10点30分，张华敏下班回来二人相遇……大约半小时后，贾相军开始拥抱张，并企图发生关系……强壮有力、一米七八的身躯压在了张华敏的身上，并堵住张的口鼻和扼住颈部，发泄着兽欲。突然，张华敏头猛地向后一挺，没了声息……听不到心跳了。贾相军大吃一惊，慌张地抱起张的尸体向8米多远的养鱼池拖去，他听到张裤兜里有声响，掏出来便向南侧湖水抛去。随后，将自行车用张的腰带与尸体捆在一起，沉入水中。”贾称，这些说法都是在警方提示和用刑后供述的，他根本没作案时间，5月20日前后一周他都在仓库睡。

2013年6月20日和21日，贾相军分别找马浩勤和贾庆才对质，两人各写下一份证明。贾庆才称：“我与贾相军、马浩勤在1991年5月20日（卸电扇的前天晚上）一起睡在家电公司闸口仓库。马浩勤夜班回来，大约11点左右听到敲门声，我让贾相军拿钥匙给马浩勤开的门。第二天早上大约8点，我给马浩勤开门走了，我和贾相军又睡了会儿。”马浩勤说法与此相同。

京华时报记者找到贾庆才、马浩勤，两人确认了上述证词。贾庆才还称，钥匙一直在他身上，5月20日晚不可能出门。

贾庆才称，他第一次被传讯时，警方拿手铐、电棒、手枪吓唬过他，让他说实话。他称，当时也记不清卸电扇的日期，只说卸电扇那天晚上贾相军没一块睡，头天晚上则在一起。几天后，警方又传讯他，以别的事由拘留一个多月，这次没再问贾相军的事。

马浩勤只被传讯过一次，其所述与书面证词一致。

关于卸电扇的日期，贾庆才和贾相军称是5月21日。但《智破疑案》中，警方获得证词是5月20日晚，而非5月21日。

贾相军称，在审讯时，办案人员拿出卸货单据让他辨认，他看到时间是5月21日。“这个单据在侦查卷宗里应该有，如果能看到卷宗，凭单据就能确定案发时我在不在仓库。”贾相军怀疑，出于难以揣测的原因，有人在时间上作了伪证，但他认为，即便如此，单凭口供不足为据。

狱中传书

贾相军父子不掌握卷宗材料。早年申诉时，贾庆瑞和律师闹翻了，认为律师没辩护好，因此也没问律师要到卷宗材料。

贾相军转入聊城劳改队后，贾庆瑞第一次会见到他。他向父亲诉说了刑讯逼供经历。刑讯方式包括：扇耳光、罚跪、用脚踢、用鞋抽脸、用绳索从背后铐住、用橡胶棒打、用电棒电击耳朵和脖子、用枪威胁、不让睡觉等。

贾相军还从狱中传出狱友肖某、孙某等人的证言，证实他刚进看守所时天天提审，一身伤痕回来。

该材料写于聊城劳改队，时间是1992年10月。材料显示，1991年7月份，两人在聊城市看守所12号监室与贾一同在押，后在劳改队一起劳动改造。

肖某回忆，贾相军进监室时，“头发蓬松，眼神发呆，高高的个子，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样子，嘴巴上有一块伤疤，还流着血，牙齿也被打落，腚上都打黑了。贾相军进号的前几天，几乎天天提审，每次回来，都被打得趴在地上，很是痛苦，晚上不能睡觉，不断被疼痛所惊醒，腚部全部打黑了，护膝盖也被跪出了血，当时正是热天，我们号里家里人给送来的风油精给他腚上抹抹。贾相军晚上经常说梦话，说打死我了，我不活了的话。”孙某的说法与此相似。

肖某、孙某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亲手写下上述证词。

孙某介绍，在劳改队，贾相军从不悔罪，拒绝改造，还咬破手指写血书申诉，“他不要分，不要减刑，谁给他分他骂谁。”贾相军经常神经兮兮写申诉，又很固执，狱友戏称他为“贾神经”。

贾相军说，他多次顶撞过劳改队的干警，干警劝他“申诉归申诉，改造归改造”，他争辩说：“我没有犯罪事实，没有犯罪苗头，我的思想是健康的，不需要改造。”

会见父亲时，他将申诉材料和狱友证言送出。贾相军说，每次会见出监所、进会见室都要搜身，他把材料藏在裤裆里，总能蒙混过关，有的当面塞给父亲，后来会见时要隔着玻璃，他便从玻璃上空扔过去。

为了翻案，贾相军在狱中念了两年函授大专，读书看报，以提高文化水平。贾庆瑞则先后买回四十多本法律书籍在家硬啃，这些书包括《再审程序》《刑事侦查学》等，他变卖粮食家产，向各级检察院和法院提出申诉。

差点改判

对于贾家的申诉，聊城中院1992年和1993年两次驳回，聊城市检察院1994年1次驳回，山东高院于2003年1次驳回。

最高法院也调走卷宗查过贾案。贾庆瑞称，1997年，他在最高法院查到，当年1月30日，该院刑二庭曾给山东高院发内部函《发现新的证据来函通知》，认为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

今年4月17日，贾庆瑞带京华时报记者找到聊城中院一名退休法官，该法官证实最高法院确实有该内部函。

上述要求不具名的法官称，20多年前，聊城中院受理申诉后，合议庭及告申庭的法官均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按疑罪从无改判无罪。当时总结出7个问题，脚印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卷宗里，承办法官注意到，发现死者的鱼塘抽干后，出现一双赤脚印，是否与贾相军的脚吻合，疑点很大。

贾庆瑞表示，他当年从律师和承办法官处了解到，鱼塘中真凶留下的赤脚印都是26.5厘米长，而鉴定人鉴定贾相军左脚26厘米、右脚26.5厘米。贾相军1993年服刑时，贾庆瑞带着专业人士去会见，测量结果为左脚25.69厘米，右脚26.05厘米。此外，贾相军供述他是从一边下去，原路返回，而现场勘查显示，赤脚印从一边下去，另一边上岸。

上述法官称，最高法院在调卷时也问到赤脚印问题，要求查清。但中院法官找警方办案人员座谈时，办案人员称，当时根据赤脚印制作的石膏模型已丢失。另外，主办人员还承认因“贾相军态度不好，打了他两下”。座谈时，这些话都记录在案。

该法官称，警方结案后，不少办案人员立功被提拔，因此翻案阻力很大。承办法官汇报应改判无罪的意见后，中院审委会不同意报省院，省院分管申诉的一名庭长也不同意改判，中院只好驳回申诉。

贾相军出狱后，曾找过一名宿姓律师代理申诉。去年6月，宿律师在聊城中院查到，该案所有卷宗在山东高院。山东高院确认有卷宗，但只让复印1991年11月核准死缓的报告。

核准报告显示，中院移交了全部案卷共计5宗，山东高院未允许复印。

22页的核准报告中，亦能看到诸多疑点。

其一，现场勘查“提取被害人阴道分泌物化验，检出人精斑（但因量少，又在水中泡时间较长，未能检出血型）”。其二，复核死缓的承办人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是被告人所为，但从被告人口供与尸体检验、现场勘查等情节都是吻合的，特别是尸体与自行车捆绑沉入鱼塘中，还有死者的钥匙、纪念币等物品与尸体分离情况，与被告人供述是一致的。如不作案的话，是不会知道鱼塘里除尸体外，还有钥匙、纪念币这一情况的。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是贾相军作案。”

贾相军解释，死者的钥匙等并不是他供述后发现的，警方也没有带他到案发鱼塘指认现场，仅有的一次指认也是在其他地方，当时，被问到死者小提包下落时，因受不了毒打，他瞎编被他扔到一个臭水沟里，警方带他到场后，并未寻获。“这个小提包一直没有找到，也没有出现在物证中。”

贾相军认为，一审判决和省院核准裁定，仅凭口供定罪，没有指纹、DNA等任何直接物证，赤脚印也对不上号。

阅卷无门

尽管拒绝认罪减刑，贾相军后来还是被数次减刑。1993年11月16日，山东高院裁定减刑为无期徒刑。1996年，山东高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8年，此后根据其服刑期间表现，聊城中院裁定减刑3年8个月。2010年12月21日，贾相军获释。

儿子回家后，念玉环已经不认识他。贾相军称，刚判那几年，母亲还来探望过，但后来精神病越发严重，有一次突发癔症，在会见室拉着他说“一起回家”，两人抱头痛哭。

贾相军三弟称，二哥刚出事那几年，村民见到他们家的人就躲，还警告小孩，不要跟强奸犯的弟弟一块儿玩。贾庆瑞说，发生变故后，与他相交的8个好友均与之绝交，一些亲戚也都疏远。20多年来他坚持申诉，村民和亲友的看法才渐有改观。

重获自由后，贾相军做的头一件大事是跑到照相馆，他昂起头，嗞开牙，把当年审讯时磕落一颗上门牙及磕破下巴残留的印记拍成照片。“这些伤是我被刑讯逼供的见证。”

他开始打工挣钱，当搬运工，当装修工，为申诉筹措经费。去年9月，贾相军在北京找到律师周泽和杨学林。两人研究材料后，认为此案是个冤案，决定代理申诉。他们感慨贾相军是活着的聂树斌，“要不是那年他还不到18岁，也会一样被枪毙掉。”

去年12月22日，两名律师向山东高院申请查阅贾案卷宗，接待他们的立案庭庭长戚军表示，贾相军的申诉复查已超过两次，要查下以前的复查情况，能否再次受理申诉，不能立即表态。

杨学林表示，最高法院虽然有两次复查就不再受理的文件，但只是针对一般情况，如果确有冤情证明无罪，第三次受理申诉复查也不犯法，有错必纠不应受限制。再者，即便当事人不申诉，他也有权复制与自己有关案件的卷宗。周泽亦称，刑诉法规定院长就可启动再审程序，不受两次复查的限制。

戚军说，法院不可能明知是错案还不启动再审。他出去片刻后回来称：周、杨两人阅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阅。两位律师要求出示法条，戚军未出示。

周泽表示，律师作为申诉代理人阅卷是天然诉讼权利。“本案，无论是从代理律师的阅卷，还是从贾相军本人的复制案卷来说，都应该不是问题。既然现在对代理律师阅卷有争议，我们可以暂时不谈，那就先让贾相军作为当事人复制案卷，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戚军去请示院领导，回来后称，阅卷问题以及申诉能否受理问题，该院研究有分歧，当天不能定，此事经研究后，再一并答复。

4月8日，京华时报记者陪贾相军来到山东高院信访大厅，接待他的负责人称，戚军庭长和另一副庭长均出差，无法接待。贾留下手机号，至今未获答复。

贾相军服刑期间，祖父祖母先后去世。去年3月底，念玉环在医院病逝。去世前，她恢复意识，喊了贾相军的小名“二小”，“光拉着手哭。”一周年忌日时，贾相军在母亲坟前默想：自己的案子会有昭雪之日。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发自山东聊城(京华时报)